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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情報戰鎖定AI決策核心:從黃仁勳事件看「情感接近」的現代化滲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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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達執行長黃仁勳疑遭中國情報人員接近,引發的國安問題不應停留在婚外情或名人私生活。輝達董事會已正式調查黃仁勳是否成為外國情報行動的目標;美國媒體則引述情報官員指出,與黃仁勳往來的中國籍企業主管黃樂,可能受中國國家安全部指揮,目標涉及輝達AI晶片、出口管制及美國政策動向。 將黃仁勳事件與羅賢哲、方芳、卡崔娜・梁、日本駐上海領事館職員及時佩璞等案例對照,可以看出中共所謂的「美色情報戰」,早已超越單純派遣美女色誘官員。其真正核心,是利用性、感情、信任、名譽與家庭關係,取得接近權、建立秘密、形成控制力,最後達成蒐集情報、竊取技術、發展組織或影響決策的目的。

黃仁勳事件:中國情報目標已從政府機密延伸到AI決策核心

輝達董事會2026年11月8日宣布,將由獨立董事及外部法律顧問調查執行長黃仁勳是否成為外國情報行動鎖定的目標。董事會表示,目前沒有理由認為美國國家安全或輝達機密已遭危害,但會檢視所有可取得的資料。黃仁勳同日承認對婚姻不忠,承諾配合調查,但他的公開信並未說明婚外關係的對象。

《紐約時報》等媒體引述聽取美方機密簡報的人士指出,中國籍女子黃樂可能受中國國家安全部吸收,任務是接近黃仁勳、蒐集美國AI晶片資訊,並可能促使輝達推動放寬先進晶片對中國出口。黃樂曾任新加坡資料中心業者Megaspeed高階主管,該公司採購輝達晶片,也因涉嫌協助中國取得受管制晶片而受到美方調查。美國國務卿盧比歐據報曾在川普訪問北京前,透過機密備忘錄向政府高層提出警告。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輝達已將事件視為外國情報風險處理;尚未確認的部分,包括黃樂是否確實接受中國國安部指揮、兩人的關係性質、是否曾交付公司機密,以及是否影響美國出口管制政策。黃仁勳事件仍處於調查階段,不能比照已經司法定罪的共諜案件下結論。

然而,這起事件揭示中國情報戰的重要變化。中國鎖定的目標已不再限於持有政府機密的軍人、外交官與情報人員,也包括能夠控制關鍵技術、全球供應鏈、企業投資及政府政策論述的民間領袖。黃仁勳即使不持有政府機密,他所掌握的AI產品路線、客戶需求、中國市場策略及華府政策動向,仍具有高度情報價值。

羅賢哲案:性把柄、威脅與金錢形成完整控制鏈

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性陷阱型共諜案,就是前陸軍少將羅賢哲案。

監察院調查指出,羅賢哲擔任駐泰國軍協組上校組長期間,多次與歡場女子性交易,遭中國情報人員掌握把柄並加以要脅,之後開始為中國蒐集、交付軍事情報。返台後,他仍利用出國機會交付機密並收受報酬,潛伏時間長達7年。

國防部保防資料進一步指出,中國情報人員掌握羅賢哲與女子性交易的影像,以照片可能曝光、影響家庭及軍中升遷相威脅,迫使他同意合作。後續再以金錢維持關係,逐步將短期脅迫轉變成長期情報控制。

羅賢哲最終因為敵人從事間諜活動及收賄,被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定讞。這起案件已經具備自白、機密交付、收受報酬及司法判決,證據強度遠高於仍在調查中的黃仁勳事件。

羅案同時說明,「美色」經常只是行動起點。情報人員先取得性關係的證據,再利用目標對家庭、名譽與職涯的恐懼進行要脅;目標一旦交付第一份資料,就會形成新的犯罪把柄。此後即使最初的性把柄失去作用,情報機關仍可利用先前的洩密行為繼續控制,並以金錢、待遇或協助出境等利益維繫合作。

方芳案:以社交魅力長期培養政治人物

方芳案呈現另一種模式。根據美國媒體引述情報官員的調查,方芳約於2011年至2015年間,利用學生社團、政治活動、競選募款及地方人脈接近美國政界人士。她與至少兩名中西部市長發展浪漫或性關係,也協助政治人物募款、安排人員進入辦公室,逐步建立對政治圈的接近管道。

美方沒有證據顯示方芳取得或交付機密,也沒有指控聯邦眾議員史沃威爾犯罪。史沃威爾在接受FBI防禦性簡報後切斷往來。這起案件的情報價值,主要在於觀察地方政治人物、建立長期人脈、安排可接近決策機構的人員,以及等待今日的地方政治人物成為未來的國會議員或行政官員。

方芳案證明,情感接近不一定以立即竊密為目的。中國情報機關可以用數年時間培養一個政治網絡,蒐集人物性格、政治抱負、政策立場、人際關係與弱點,等到目標升任關鍵職位後再擴大運用。

卡崔娜・梁案:親密關係讓監督者失去判斷能力

卡崔娜・梁原為FBI處理中國情報案件的重要情報資產,卻同時與兩名FBI探員發展親密關係。美國司法部督察長調查發現,FBI早已多次收到她可能向中國提供未經授權情報的警訊,但負責探員與主管因為私人關係、長期合作及對資深人員的過度信任,沒有徹底追查。

卡崔娜・梁最後承認向FBI作不實陳述及稅務犯罪,但沒有因間諜罪定罪。因此,這起案件不能簡化成已經司法證實的中國「美人計」。它真正的重要性在於,親密關係可能讓情報機關內部的監督者替對方解釋異常、壓下警訊,甚至相信自己能夠控制風險。

這種制度性失靈同樣適用於企業。如果公司安全制度能監控基層員工,卻無法約束創辦人、執行長或董事長,就會形成「權限越高、監督越少」的缺口。

日本駐上海領事館職員案:性關係可以轉化為致命勒索

2004年,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一名負責機密通信的職員自殺。日本政府調查後認定,中國情報人員的威脅、恫嚇及不當壓力是造成其自殺的直接原因,並多次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日本政府也表示,沒有發現機密外洩。

當時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曾說明,中國方面可能以女性接近該名職員,再利用私人關係要求交付機密通信資料;但他後來在國會表示,女性設局的細節屬於可能情境。因此,這起案件可以確認的是中國情報人員曾以威脅及恫嚇施壓,至於女性是否由情報機關預先安排,公開證據仍不完整。

這起案件顯示,性陷阱即使沒有成功取得機密,也可能造成嚴重心理控制。對高度重視名譽、家庭或組織紀律的人員而言,「關係曝光」本身就足以成為強大壓力。

時佩璞案:愛情可以成為長達數十年的情報管道

法國外交官布爾西科在北京任職時,與中國京劇演員時佩璞建立長期感情關係。中國安全人員掌握兩人的關係後,布爾西科開始透過時佩璞向中國交付外交文件,相關活動持續多年。兩人1986年在法國被判處間諜罪。

這起案件說明,「美色情報」的核心從來不是女性外貌,而是目標對親密關係的相信與依賴。情報機關真正利用的是愛情、秘密、孤獨感及被理解的需要。性別、年齡與外貌只是依照目標偏好調整的接近條件。

中共性陷阱情報活動的標準套路

綜合以上案例,可以歸納出一套具有高度一致性的行動流程。

第一階段是選定具有價值的人。情報機關優先鎖定能夠接觸軍事、外交、政治、科技、供應鏈或政策決策的人員。目標不一定已經位居高位,也可能是未來具有升遷潛力的年輕政治人物、軍官或企業主管。

第二階段是調查需求與弱點。情報人員會蒐集目標的婚姻狀況、性傾向、感情需求、財務壓力、職涯抱負、家庭關係、飲酒習慣及出差活動。這些資料用來設計最符合個人需求的接近方式。

第三階段是建立合理的接觸身分。接近者可能以學生、記者、研究人員、企業主管、客戶、投資人、翻譯、社團幹部或娛樂場所從業人員出現。合法身分可以讓雙方頻繁見面,不容易引起安全單位注意。

第四階段是把公務關係轉化為私人關係。情報行動會透過餐敘、旅遊、送禮、傾聽私人問題及提供情緒支持,逐步把正式往來轉移到私人通訊、非公開場所與未申報接觸。此時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信任和共同秘密。

第五階段是製造控制條件。控制方式可能是拍攝性行為、保存私密訊息、掌握婚外情證據,也可能是提供金錢、商機或違規協助,讓目標留下無法公開的利益關係。感情與利益經常同時使用。

第六階段是提出低敏感度要求。情報人員通常不會一開始就要求最高機密,而是詢問公開資料、組織人事、政策氣氛、會議印象或產品方向。目標容易以為只是聊天或協助朋友,因而跨出第一步。

第七階段是逐步提高任務。當目標已經提供資料、接受金錢或形成秘密關係後,情報人員便要求更敏感的文件、系統資料、技術規格或政策情報。先前行為也會成為新的威脅工具。

第八階段是以威脅和利益雙重控制。名譽、家庭及刑事責任形成壓力,金錢、感情與職涯利益則提供繼續合作的誘因。目標可能從被迫合作轉變為主動取利,形成長期情報關係。

中國情報戰鎖定AI決策核心:從黃仁勳事件看「情感接近」的現代化滲透模式

傳統性陷阱的主要目標,是迫使軍人或外交官交付機密。黃仁勳事件反映新的發展:情報機關可能更重視企業決策、供應鏈控制及政策影響。

關鍵科技企業領袖掌握的資訊不一定具有政府機密等級,卻能決定晶片供應、客戶排序、產能配置、投資地點及技術合作。他們也能接觸總統、國會議員與政府高層,對出口管制及產業政策產生影響。

因此,現代情報行動不必偷到一張標有「機密」的文件才算成功。只要能預判美國管制政策、掌握企業談判底線、找到第三地轉運管道,或讓企業領袖替中國市場發聲,就可能產生國家級戰略效益。

台灣必須建立面向產業領袖的反情報制度

台灣位於全球半導體與AI供應鏈核心,也經常舉辦國際科技展會、高階商務餐敘及產業交流活動。公開報導中的黃仁勳與黃樂接觸紀錄,部分就發生在台北。這不表示台灣參與情報行動,卻顯示台灣可能成為境外情報人員接近國際科技領袖的第三地場域。

國安局、調查局及經濟部應為半導體、AI、伺服器、通訊及軍民兩用科技企業建立常態性的反情報簡報與保密通報機制。大型國際展會前後,應提醒企業高階主管注意不尋常接觸、未經查證的投資人、背景不明的資料中心業者,以及從商務往來轉向私人接觸的情況。

企業內部也必須將創辦人、董事長及執行長納入利益衝突、高風險接觸及資安管理。最高領導者不能成為公司安全制度的例外。企業應建立可直接向獨立董事、稽核委員會或外部法律顧問通報的管道,避免安全人員因組織階級而無法處理高階主管的風險。

反情報教育也不應採取羞辱私生活的方式。有效制度必須讓當事人知道,即使已經發生婚外情、性交易或其他難以公開的行為,仍可立即向可信任的部外單位求助。若通報必然導致公開羞辱或職涯立即終結,受害者更可能選擇隱瞞,反而增加情報機關的控制力。

結論:美色只是入口,控制人才是目的

從羅賢哲到黃仁勳,中共情報活動呈現清楚的延續與升級。羅賢哲案利用性交易把柄,迫使持有軍事機密的將領長期交付情報;方芳案透過社交魅力、政治活動及私人關係培養未來政治人物;黃仁勳事件則顯示,掌握AI技術、全球供應鏈與政策影響力的企業領袖,已成為國家級情報目標。

「美人計」只是對複雜情報流程的通俗稱呼。中共真正操作的是一套完整的人性弱點利用機制:先調查需求,再提供關係;先取得信任,再建立秘密;先提出小要求,再逐步升高任務;最後把感情、名譽、金錢與犯罪責任組合成控制鏈。

國家與企業若只要求個人潔身自愛,仍不足以阻止這類行動。真正有效的反情報制度,必須具備事前辨識、接觸申報、獨立監督、保密求助及事件發生後的快速隔離機制。情報機關利用的是人性,防禦體系依靠的則必須是制度。

在AI、半導體與軍民兩用科技成為國家競爭核心後,台灣的反情報防線也必須從軍事機關向科技產業延伸。能夠影響關鍵技術、供應鏈及政府政策的人,即使沒有接觸政府機密,也可能成為中共情報機關最有價值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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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依翔 MA, I-HSIANG

空軍備役上校・韓國研究學者・公共事務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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