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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伊朗海上封鎖看台灣能源戰略:建立戰時持續運作的國家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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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6日,路透社公布伊朗能源產品在美軍海上封鎖下持續少量外運的調查,揭露現代海上封鎖在軍事執行、商業航運及國際能源市場之間的複雜關係。美軍雖已對伊朗大宗原油出口形成高度壓制,但部分液化石油氣及航空燃油仍可能透過小型船舶、第三地轉載及複雜的航運網路流向海外。這項發展對高度依賴進口能源的台灣具有重要的戰略參考價值。本文從伊朗封鎖案例出發,分析台灣能源供應結構、天然氣儲備、軍事能源保障及海上交通安全,進而主張將能源安全納入國家防衛戰略,建立以戰時能源持續供應、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及國際能源合作為核心的國家能源韌性體系。

一、伊朗海上封鎖揭露的現代海權競爭

2026年7月14日,美軍恢復對伊朗的海上封鎖,試圖透過海上交通管制與能源運輸限制,進一步壓縮伊朗的經濟活動及對外貿易能力。根據公開資料,截至10月11日,已有135艘商船因封鎖而折返,另有4艘船舶遭癱瘓、2艘遭登檢。能源市場資訊公司Kpler估計,伊朗9月原油出口量已降至零,顯示美軍對大宗原油運輸的限制已產生顯著效果。

然而,路透社10月16日公布的調查發現,伊朗仍有少量能源產品持續流向海外。根據美國倡議組織United Against Nuclear Iran(UANI)的船舶追蹤資料,自7月中旬以來,至少8艘載運伊朗液化石油氣(LPG)的船舶離開阿曼灣,估計運輸量約410萬桶。海事情資公司SynMax的分析也顯示,另有一艘載運伊朗航空燃油的船舶於9月抵達緬甸。路透社進一步比對美國財政部制裁名單,發現8艘LPG船中的6艘,以及該艘航空燃油船,均已受到美國制裁。

這些船舶的活動反映出現代海上封鎖所面臨的執行難題。大型原油輪需要相應的港口裝卸設施,航行路線與貨物交易也較容易受到追蹤。相較之下,小型液化石油氣船及成品油輪具有較高的航線調整彈性,部分船舶可能透過阿曼外海的船對船轉載,以及馬來西亞東部外港錨地(Eastern Outer Port Limits, EOPL)的轉運活動,增加貨物來源與最終目的地的識別難度。部分船舶還可能利用自動識別系統(AIS)訊號異常、船籍與所有權變更等方式,干擾執法機關的判斷。

當然,船舶通過封鎖線並不能直接認定為成功突破封鎖。部分航次可能經過美方審查後獲准通行,船舶位置與貨物來源也可能因AIS欺騙或多次轉載而出現判讀誤差。因此,現有資料較能支持的結論,是美軍對伊朗大宗能源出口形成高度壓制,但仍存在有限的產品運輸通道。

從軍事戰略角度觀察,海上封鎖的效能必須同時考量實體阻絕、經濟壓制及長期執行成本。即使封鎖方未能攔截所有商船,只要能迫使主要能源出口中斷、提高運輸成本並限制金融交易,仍可能達成重要的戰略目的。另一方面,封鎖方必須持續投入海軍兵力、海上巡邏機、衛星偵察、情報分析及後勤補給資源,才能維持封鎖強度。封鎖時間越長,執行成本、國際政治壓力及商業航運爭議也可能逐漸增加。

伊朗案例因此提供了一個重要觀察:現代海上封鎖已經從傳統的軍艦攔截,擴展到全球航運、金融、保險及情報識別體系。海上交通的控制能力,正在成為軍事力量與經濟力量相互結合的重要戰略工具。

從伊朗海上封鎖看台灣能源戰略:建立戰時持續運作的國家韌性

伊朗與台灣在能源結構上存在明顯差異。伊朗擁有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資源,能源出口是重要的國家收入來源,美軍封鎖主要透過限制出口與外匯收入,對伊朗施加經濟壓力。台灣則高度依賴進口能源,海上交通受到限制時,首先面臨的將是能源供應、工業生產、電力調度與軍事後勤的連鎖影響。

根據經濟部能源署2025年能源統計,台灣能源進口依存度約為94.6%,其中石油約占能源供應的44.4%、煤炭約26.6%、天然氣約23.6%。在電力結構方面,2025年燃氣發電約占47.7%,燃煤發電約35.3%。這些數據說明,台灣的經濟運作與電力供應高度依賴經由海上運輸取得的能源。

在和平時期,政府可以透過長期採購契約、供應來源多元化及國際能源市場調度,降低供應中斷的風險。但當台海周邊出現軍事封鎖、航道管制或持續性武力威脅時,即使台灣仍有足夠資金採購能源,也未必能確保能源船舶如期抵達港口。能源安全的問題將從國際市場能否取得貨源,轉變為國家能否維持必要的海上運輸、接收、儲存及配送能力。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對台灣的海上脅迫未必一開始就採取全面軍事封鎖。北京可能先透過海警執法、特定海域檢查、軍事演習、臨時禁航及其他灰色地帶手段,提高商船進出台灣港口的風險。即使沒有直接攔截所有能源船舶,航運公司也可能因戰爭保險費率上漲、船員安全疑慮及契約責任而自行調整航線或取消航次。

這種情況下,能源供應受到的影響可能早於實際封鎖行動全面展開。台灣若只以港口是否遭到封鎖、能源船是否遭到攔截作為危機判斷標準,便可能低估海上脅迫對國內能源市場及社會心理造成的壓力。

台灣能源安全的戰略規劃,應同時涵蓋國際供應鏈中斷、局部海上交通管制及持續性軍事封鎖三種情境。這三種情境所需要的能源調度、軍事應變及國際合作措施各有不同,也必須建立相應的危機預警與決策機制。

三、天然氣儲備與台灣電力系統的戰略脆弱性

天然氣是台灣能源安全最需要優先檢視的項目之一。隨著燃氣發電在整體電力結構中的比重持續提高,天然氣供應的穩定性已經直接影響國內電力系統的運作。

根據經濟部2026年4月公布的資訊,台灣現行天然氣安全存量規範至少為11天,預計2027年提高至14天。政府近年持續推動天然氣接收站、儲槽及輸氣管網建設,目的在於增加供應容量及調度彈性。這些措施有助於改善平時能源供應,但戰時能源安全仍需要進一步評估。

首先,天然氣安全存量的計算,主要反映特定統計口徑下的儲備能力。實際遭遇封鎖時,天然氣能夠支撐多久,仍取決於當時用氣需求、儲槽可用容量、接收站運作情況、輸氣管網完整性及政府採取的需求管理措施。即使全國天然氣總存量符合規定,只要部分重要接收站或管線無法正常運作,仍可能造成特定地區供氣困難。

其次,天然氣與石油、煤炭的儲存及運輸條件不同。液化天然氣需要低溫儲存及專用接收設施,無法在短時間內任意轉移至其他儲存地點。若能源基礎設施同時受到軍事攻擊或重大災害影響,庫存量與實際可用量之間可能產生明顯差距。

因此,我認為台灣應將能源安全評估從單純的庫存天數,提升為「戰時能源可持續服務天數」的概念。政府必須依照不同危機情境,計算國家在能源進口中斷、部分設施受損及需求管制啟動後,仍能維持多少必要電力與燃料供應,以及這些供應可以持續多久。

例如,當部分天然氣接收站無法運作時,政府是否仍能維持軍事基地、醫院、通訊中心、供水設施及重要交通系統的電力需求?如果天然氣供應減少三成、五成,甚至完全停止進口,電力調度將如何調整?哪些產業必須優先維持運作,哪些非必要用電可以暫時降低?

這些問題需要經濟部、台電、中油及相關機關提出具體的情境分析,並透過定期演練確認可行性。政府也應針對不同能源產品建立最低服務水準,避免在危機發生後才臨時決定能源分配順序。

四、能源安全應納入國軍持續作戰能力評估

從軍事專業角度來看,能源保障與武器裝備妥善率、彈藥儲備及部隊編現比具有同等重要的戰略意義。現代軍隊高度依賴燃料、電力及後勤運輸,任何一項供應出現嚴重缺口,都可能直接限制部隊的作戰能力。

空軍戰機需要航空燃油維持出動,海軍艦艇需要燃料支撐持續部署,陸軍機動部隊則仰賴車輛用油及後勤運輸。軍事基地、雷達站、指揮通信系統及重要後勤設施,也需要穩定的電力供應與備援發電能力。

伊朗航空燃油外運的案例,提醒我們應更加重視不同能源產品的軍事用途。航空燃油、柴油、艦艇燃料及發電設備用油,各自具有不同的供應條件與替代限制。國家即使擁有相當規模的石油儲備,也不能直接推論所有軍事用油都具有相同的供應保障能力。

我認為,國軍應將能源保障正式納入「打、裝、編、訓」的整體建軍備戰原則。

在作戰計畫方面,應確認不同作戰階段的能源消耗需求,以及補給受到限制時的持續作戰能力。裝備整備則必須同步檢視油料儲存、運輸、加注及備援設備的可靠性。部隊編制應確保後勤、運輸、油料及維修人力足以支援長時間任務。教育訓練則應將能源供應中斷、運輸路線受阻及重要設施受損等情境納入演訓。

這些工作涉及國防機敏資訊,相關數據與部署細節應依法保密,但制度是否建立、是否定期演練,以及跨部會協調是否有效,仍應受到適當的民主監督。

此外,台灣軍事能源供應與民間能源體系之間存在密切關係。國防部應與經濟部建立常態性的軍民能源協同保障機制,明確區分平時供應與戰時優先需求,並預先規劃緊急補給、運輸資源協調及重要設施修復程序。

政府投入大量國防預算採購先進武器裝備,也必須同步確保後勤能源能夠支撐這些裝備持續執行任務。武器性能、裝備妥善率與能源保障能力,應共同納入國軍戰力評估。

五、能源分散化與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

台灣現行能源體系仍高度依賴大型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港口及高壓輸電設施。集中式能源系統具有規模經濟及管理效率,但部分重要設施一旦受到嚴重損害,可能對區域甚至全國能源供應造成連鎖影響。

未來能源政策應更重視分散式供應與區域自主運作能力,降低單一重要設施失效所造成的衝擊。

分散式能源可以結合太陽光電、儲能設備、微電網及備援發電系統,優先部署於醫院、災害應變中心、重要通訊設施、供水系統及其他關鍵公共服務據點。當外部電網發生故障時,部分設施可以透過孤島運轉維持必要功能,爭取搶修與恢復供電的時間。

然而,分散式能源仍有其技術限制。太陽光電受到日照條件影響,儲能設備則受到容量及放電時間限制。這些系統必須搭配可靠的可調度電源、需求管理與定期維護,才能形成實際的備援能力。

因此,台灣能源政策不宜只以單一能源技術的發電成本或裝置容量作為評估標準。燃氣、燃煤、再生能源、儲能,以及具備合法運轉條件的核能選項,都應納入能源安全比較,綜合評估燃料取得、國內儲備、設施安全、環境影響、修復能力與戰時可用容量。

核能議題尤其需要在安全、核廢料管理、法規、社會共識及能源韌性之間進行完整評估。核能具有燃料能量密度高、換料週期長等特性,但大型核電設施仍須面對重大事故防護、冷卻系統及外部電源安全等問題。是否採用核能,應以具體技術條件及國家整體能源戰略進行判斷。

台灣需要的是能夠相互支援的能源組合。當部分能源來源或設施受到限制時,其他能源系統應具有一定的補充與備援能力,降低國家在危機期間的系統性風險。

六、海上封鎖的經濟壓力與國際能源合作

伊朗案例顯示,海上封鎖的效果也取決於國際商業航運體系的反應。商船能否持續航行,除了考量軍事威脅,也受到保險費率、銀行融資、港口服務、船員安全及貨物契約等因素影響。

對台灣而言,中國即使沒有完全阻斷所有海上交通,也可能透過有限的軍事行動或海上執法措施,提高商船進出台灣港口的成本與風險。部分航運公司可能因此暫停服務,能源供應商也可能調整交貨安排。

台灣的反封鎖準備必須納入航運保險、金融交易及國際商業信心等因素。政府應預先與主要能源供應國、航運業者及國際金融機構建立危機溝通管道,研議必要時的航運支持、風險分攤及能源調度措施。

日本與南韓同樣高度依賴海上能源運輸,與台灣具有相當程度的共同利益。三方可以在能源供應安全、航運資訊交換、替代航線及緊急調度方面尋求合作。美國及其他重要能源出口國,也可以成為台灣建立供應鏈韌性的重要合作對象。

不過,國際能源互援仍存在現實限制。一旦台海發生重大軍事危機,周邊國家可能同時面臨能源價格上漲、航運中斷及國內供應壓力。各國政府能夠提供多少支援,仍取決於自身能源需求、政治決策及安全環境。

因此,台灣必須以國內能源儲備與自主維持能力為基礎,再透過國際合作擴大危機應變空間。對外合作可以提高能源安全的彈性,但無法取代國內必要的戰略準備。

七、建立跨部會的國家能源安全戰略

目前台灣能源政策分別涉及經濟部、國防部、交通部、環境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相關機關,各部會依照自身職掌處理能源供應、軍事需求、運輸安全及金融市場等議題。

然而,海上封鎖所造成的影響具有跨部門特性,單一部會難以獨立處理。當能源船舶無法如期抵港,問題可能同時涉及海上安全、國際採購、電力調度、民生供應、軍事補給及金融交易。各部會之間若缺乏明確的指揮協調機制,可能延誤危機處置。

我主張,行政院應整合現有能源政策與全社會防衛韌性機制,建立具有明確執行權責的國家能源安全戰略,並將戰時能源持續供應列為核心目標。

首先,政府應建立能源封鎖情境下的最低服務水準,針對國防、醫療、通訊、供水、交通及重要產業,訂定必要的能源供應標準。這些標準應與現有能源儲備、電網調度及民生需求管理制度相互銜接。

其次,政府應定期檢討天然氣、石油、煤炭及其他重要能源產品的儲備能力,並將接收設施、運輸管線及配送系統的可用性納入評估。單純增加儲備量,若缺乏相應的配送與調度能力,仍可能無法達到預期的安全效果。

第三,國防部與經濟部應建立軍事能源保障的常態協調機制,確保戰時軍事需求能夠與國家整體能源調度相互配合,避免不同部門在危機期間競逐有限資源。

第四,政府應推動關鍵公共設施的備援能源建設,並透過定期演練檢驗其實際運作能力。備援設備的設置數量只能反映建置進度,真正需要檢驗的是在外部供應中斷時,這些設備能否維持必要服務,以及能夠持續多久。

最後,行政院應定期實施跨部會能源封鎖兵棋推演,模擬能源船延遲到港、戰爭保險失效、港口作業中斷、天然氣供應減少及重要電力設施受損等情境。推演結果應形成具體改善計畫,並透過適當的公開報告與保密監督程序,接受立法院檢驗。

這些工作需要長期制度化推動,也需要穩定的預算與跨部會協調。能源安全應成為國家安全決策的重要議題,並納入整體防衛戰略與政府施政績效評估。

八、結論:以戰時持續運作能力重新定義能源安全

伊朗在美軍海上封鎖下仍有少量能源產品外運,顯示現代海上封鎖存在執行限制與複雜的航運灰色地帶。然而,大宗原油出口遭到高度壓制,也反映海上封鎖能夠對國家經濟活動造成重大影響。

對台灣而言,這個案例值得重視的地方,在於海上交通受阻可能引發能源供應、工業生產、金融市場及軍事後勤的連鎖反應。尤其台灣能源進口依存度超過九成,國家安全與海上運輸之間存在高度關聯。

台灣近年持續增加國防預算、強化武器裝備及推動全社會防衛韌性,這些政策都需要穩定的能源供應作為支撐。當國家進入長期危機或軍事衝突時,能源供應能力將直接影響軍隊的持續作戰、政府的危機治理,以及社會維持基本運作的能力。

我認為,台灣未來能源政策必須在既有的供應穩定、發電成本與環境永續之外,正式納入國家防衛與戰時持續運作的要求。政府應建立可以量化、可以演練、可以接受監督的能源安全指標,並透過跨部會協調與國際合作,逐步改善現有能源體系的脆弱環節。

台灣也需要更完整地回答一個問題:當海上能源運輸受到嚴重干擾時,國家能夠維持多少必要電力、燃料與公共服務,又能夠持續多久?

這個問題涉及能源政策,也涉及國防戰略、產業安全及政府治理能力。未來台灣的能源安全評估,應以不同封鎖情境下的實際持續運作能力為依據,作為能源投資、戰略儲備、國防後勤與國際合作的共同規劃基礎。

能源韌性是國家防衛能力的重要基礎。台灣必須在平時完成制度、設施與國際合作的準備,才能在危機發生時維持必要的國家運作,並保有持續防衛的能力與政策自主空間。

參考資料:

Reuters(2026年10月16日),伊朗液化石油氣與航空燃油外運調查報導。
United Against Nuclear Iran(UANI),伊朗能源運輸與船舶追蹤資料。
SynMax,海事衛星影像與船舶活動分析資料。
U.S. Central Command(CENTCOM),伊朗海上封鎖相關公開資訊。
經濟部能源署,《能源統計年報》及2025年能源供需統計。
經濟部(2026年4月14日),天然氣供應與安全存量相關說明。
審計部,天然氣儲槽容量及能源安全存量相關審核報告。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能源安全及石油緊急儲備相關研究。

研究說明:本文根據截至2026年10月24日的公開資訊及所提供的路透社調查摘要撰寫。伊朗船舶外運資料仍存在航跡與貨物來源判讀的不確定性;台海封鎖相關內容屬戰略情境研判與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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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依翔 MA, I-HSIANG

空軍備役上校・韓國研究學者・公共事務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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