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部推動飛官延役至58歲,觸及台灣空軍長期存在的一項制度矛盾:國家投入大量時間與資源培養飛行員,當他們累積成熟經驗,卻可能因階級、服役年限與職涯安排而選擇離開。延長服役年限能提供新的留任選項,但政策的價值,必須放在整個空軍的人力結構與防衛任務中衡量。資深飛官如何繼續貢獻、年輕軍官如何成長,以及退伍飛官如何維持與部隊的連結,應該一併規劃。
依國防部2026年10月12日向立法院提出的公開說明,「空軍專責飛行軍官運用作法」已於9月4日呈報行政院審議,規劃以專案增編方式,留任72名服役滿14年以上、具備相應資格與經驗的中、上校飛行軍官,保留原階級,依意願延役至58歲,並調整相關獎助金與空勤加給規定。本文以這項公開方案為分析基礎;實際適用條件與權利義務,仍須以後續核定及正式規定為準。[1]
這項政策有其合理性。新進飛行生完成招募、培訓與機種轉換,需要持續投入訓練資源;具備任務經驗的飛官,還能協助帶領新進人員成長。國防部當時公布飛行人力編現比為87.8%,但單一比率無法呈現不同機種、任務資格與教官人力的差異。即使總人數接近編制,特定機種或資格層級仍可能出現缺口。留才規劃因此應深入到任務與資格,檢視每一類人力能增加多少戰備與訓練能力。[1]
部分第一線軍官對延役政策提出的疑慮,集中在階級管理、升遷與工作分配。這些意見值得納入制度設計,但不能據此將資深人員一概視為管理負擔,也不能用是否考進民航判斷軍事飛行能力。民航與軍事飛行的遴選條件、任務與職涯需求各有差異,軍方應透過自身的專業考核辨識所需人才。對於成熟飛行人力是否主要集中在少校、中校,也應以機種、任務資格、年資與實際工作資料進行驗證,避免讓個別經驗直接代替整體判斷。
在政策上,我主張優先評估以直接執行飛行、帶飛與教學任務的少校、中校人力為留用重點,並建立專業職涯與指揮職涯的分流制度。對上校階人員的留用,則應提出明確的專長需求與職務理由,說明其專業能填補何種缺口。階級的安排要符合組織需求,也要讓飛官在選擇專責飛行職務時,充分了解其晉升、待遇與責任如何調整。
國防部已強調,飛行人員每年須接受空勤體檢,並定期實施航空生理、體能及G力複訓,未通過者無法繼續擔任第一線飛行勤務。這是延役的重要前提。[2] 在此基礎上,仍應依機種與任務建立持續適任評估,涵蓋近期飛行熟練度、專業鑑測、教學能力與工作表現。58歲應作為符合條件者的服務上限;每一階段能否繼續承擔任務,仍須接受相應審查。
部隊管理同樣需要具體制度。資深飛官與年輕主官共同工作,本身可以形成經驗互補;真正需要處理的是正式職權與非正式資歷之間的衝突。誰能派遣任務、誰負責考核、誰能要求改善,以及未達標準時由誰決定調整,都必須明確。年輕主官應有與責任相稱的管理權限,資深飛官也應享有清楚、公平的專業評價與申復程序。期別倫理不能成為迴避考核的理由。
升遷問題則須區分員額與實際運作。國防部提出的是專案增編,不能直接推論延役必然占住原有升遷職缺;但增編仍可能影響飛行訓練時段、教官配置、歷練機會與管理職務的安排。制度設計必須追蹤這些變化,確認資深人員留任後,年輕幹部仍能取得所需資格與歷練,並按能力競爭晉升。
另一項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基層工作的接替。專責飛行人員若聚焦飛行與教學,原有的行政、勤務及帶兵工作就必須重新配置。倘若這些責任持續集中在少數年輕幹部身上,卻沒有相應員額與資源,他們對留任制度的感受將受到影響。因此,延役政策的人事評估應涵蓋整個單位的工作量,也要納入年輕軍官離退、教官培育與主官接替情形。
專業人力的延續,還應向退伍之後延伸。我主張國防部在現役延役之外,評估擴大運用後備戰士制度,將符合資格、有意願且能持續受訓的退伍飛官納入,逐步建立專屬的「後備飛行作戰隊」。對希望轉換職涯、又願意持續服務國家的飛官而言,這將提供另一種長期參與空防的方式。
這個主張已有部分制度基礎。後備指揮部公開的2025年後備戰士招募規劃,曾列有空軍飛行員8名,專長包括高速定翼機、慢速定翼機與旋翼機飛行官。[3] 這是當年的招募規劃,不能據此認定目前已有相同數量的人員保持作戰資格,更不能推論已存在專屬後備飛行作戰隊;但它顯示,退伍飛行專業者透過後備戰士方式回到部隊,已有可供檢討與擴充的制度起點。
後備飛行作戰隊的建置,應以固定編組、持續訓練與任務認證為核心。飛官在退伍前,就可以接受參與意願與資格評估,依原有機種、離隊時間、健康狀況與復訓需求,建立後續聯繫及訓練安排。對符合條件者,應讓其持續了解部隊程序與裝備變化,縮短日後重新接軌所需時間。退伍年資較長或已中斷相關資格者,則須依實際評估結果,安排適當的復訓或其他專業任務。
我的建議是,先在既有聯隊架構內設置專屬後備飛行編組,配置必要的現役管理與訓練人力,依合格飛官、可用機隊及支援資源的規模,逐步發展為具任務能力的後備飛行作戰隊。專屬編組能讓人員知道自己隸屬何處、平時如何訓練、應召後由誰指揮,並建立可追蹤的資格與整備紀錄。是否需要獨立員額或專用裝備,應在試辦及成本評估後決定。
後備飛官能執行的任務,也應按資格與訓練成果分級。具備相應條件者,可以依核定資格參與飛行任務;尚未取得相關認證者,則可先投入教學、模擬器訓練或其他支援工作。每一項勤務都應有明確授權,避免將曾任飛官與目前具備任務能力混為一談。這種持續認證的安排,才能讓後備人力成為可掌握的戰力。
飛行專業尤其需要持續維持。民航飛行經驗有助保留部分航空技能,但軍用機種操作、軍事程序與部隊協同,仍須接受對應訓練。後備飛官的訓練頻率與期間,應由任務需求和資格維持標準反推,必要時檢討現有短期入營模式與相關規範。合格教官、模擬器、實機訓練、醫療檢查與飛安管理,都要編入制度成本。
成立後備作戰隊,也必須同步規劃地勤、修護、通資電與補給支援。後備飛官共用現有機隊,可以作為初期評估方向,但仍須確認可用飛機、維修量能與訓練資源能否支撐。後備人力能補強任務人力,裝備妥善與基地運作條件則需要各自確實整備,兩者必須相互配合。
平時與戰時的身分轉換也要預先處理。國防部應釐清後備飛官的入營、召集與動員依據,訂明服務義務、待遇、保險、飛行事故保障、保密責任與資格審查。對已在民航或其他產業任職者,還需要和雇主協調參訓排程與人力安排,並檢視現有勞動及召集保障是否足夠。退伍軍人的參與意願,需要可靠的制度才能長期維持。
後備飛行作戰隊也會面臨資深人員的管理問題,因此應由正式編裝與任務授權確立指揮關係,避免形成另一套依賴期別或私人關係運作的組織。留任、復訓、任務派遣與資格審查,都應有一致標準。資深飛官的價值,在於專業能否被部隊有效運用;制度則負責確保專業與責任相互對應。
推動這項改革,還必須正視既有後備戰士制度的執行限制。立法院預算中心在115年度國防部主管預算評估中指出,近年後備戰士的需求軍種及招募員額有限,當時2026年度規劃招募35人,其中空軍16人,並建議國防部通盤檢討制度是否符合原訂目標。[4] 這些數字屬於該份預算評估的規劃資料。因此,成立後備飛行作戰隊之前,應先掌握既有人員的實際任務、資格維持、參訓情形與部隊需求,據以設計試辦內容及檢討標準。
文職轉任則適合承接另一部分專業。對具有飛安、課程設計、模擬器教學、戰術研究或訓練管理能力的人員,國防部可以盤點適合的文職需求,提供依法轉任或聘用的機會。現行已有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制度,但考試、任用與專業聘用各有法定條件,不能將不同身分視為可以任意互換的安排。[5] 文職職缺應依工作需求設置,接受相應考核;實際飛行與作戰勤務,則須另依軍事任務資格及法規處理。
現役專責飛官、後備飛行作戰隊與文職專業人力,可以依服務意願與能力共同支撐空軍。有意願持續全職服役、符合戰備需求者,透過專責飛行制度留任;選擇退伍且符合後備條件者,透過持續訓練保留任務能力;適合教學、研究及管理工作者,則透過合法的文職管道延續貢獻。三者應有清楚的權責與待遇,也須保留依資格及意願調整的可能。
這套人力改革,最終仍要與台灣的防衛需求對接。有人戰機承擔空中防衛的重要任務,機動防空、飛彈、無人載具、分散式感測與指揮系統,也各有作用。台灣作戰縱深有限,應以任務分析、兵棋推演及演訓結果,檢驗不同戰力組合的效益。國防部114年國防報告書已將「多域拒止、韌性防衛」、不對稱戰法與去中心化運作列為整備方向,人力政策應與這些方向一致。[6]
若增加飛行員,卻沒有足夠妥善飛機、維修人力與基地支援,增加的人力就難以充分發揮效益;若採購新機,也應同步確認飛官培訓、地勤、備料與彈藥能否支撐。後備飛行作戰隊同樣需要計算完整的訓練與運作成本,衡量其增加的合格人力、任務支援能力與持續作戰效益,不能預設它一定更省錢。
我支持國軍建立更有彈性的飛行專業職涯,也主張將退伍飛官的後備運用納入正式規劃。國防部可以從盤點合格人力與既有後備戰士經驗著手,選擇具備支援條件的單位試辦,再依資格維持、訓練負擔、實際任務貢獻及基層人事影響,決定後續規模。延役至58歲若能帶動這套改革,國家便能在留住成熟專業的同時,培養年輕幹部,並讓願意繼續服務的退伍飛官,獲得持續貢獻空防的制度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