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字小篆馬依翔MA, I-HS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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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兵力結構調整的關鍵,不在擴編多少部隊,而在能否形成真正戰力-從「打、裝、編、訓」檢視國軍第二波兵力調整,重新思考以作戰能力為核心的建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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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第二波兵力結構調整的成效,不應只看新增部隊與武器數量。馬依翔從「打、裝、編、訓」及能力本位規劃切入,探討如何讓組織、人力、裝備與訓練轉化為實際作戰能力。

兵力結構調整,不能只看部隊編制增加多少

國軍近期啟動第二波兵力結構調整,陸軍北、中、南三大軍團砲兵指揮部規劃擴編,配合海馬士多管火箭系統、新式自走砲及無人機等裝備的陸續建置,調整火力部隊的組織與運用方式。空軍則規劃新編警衛旅,將一年期義務役兵力納入基地防衛體系,強化機場及重要軍事設施的安全防護。

這些調整反映國軍正逐步因應現代戰爭型態的改變,從傳統兵力配置轉向遠距精準打擊、無人系統運用及重要設施防衛。尤其在中國持續擴張軍事能力、台海安全環境日益複雜的情況下,國軍確實有必要重新檢討既有兵力結構,讓有限的人力與國防資源發揮更大的作戰效益。

然而,兵力結構調整並不只是增加部隊、調整編制或接收新式武器。對一支現代化軍隊而言,真正重要的是組織調整能否轉化為實際作戰能力。新編一個營、一個旅,或增加多少套武器系統,都只是建軍過程中的投入與階段成果,並不代表部隊已經具備預期的作戰效能。

因此,評估這次兵力結構調整,必須回到軍事專業最基本的問題:國軍究竟準備如何作戰?需要什麼裝備支援?應建立什麼樣的部隊編制?又應透過何種訓練,使這些人員與裝備真正形成可以投入戰場的戰力?

這正是「打、裝、編、訓」建軍原則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

從「打」出發:作戰構想應決定兵力結構

任何兵力結構的調整,都應以作戰需求為起點。軍隊必須先確立預期面對的威脅、可能發生的戰爭型態,以及部隊在不同作戰階段所必須完成的任務,才能進一步決定需要何種武器、組織與訓練。

以這次陸軍砲兵指揮部擴編為例,海馬士多管火箭系統具有遠距精準打擊能力,與傳統管式火砲在射程、目標選擇及戰術運用上存在明顯差異。當新式武器納入原有砲兵體系,首先需要釐清的,不是應增加多少火箭營,而是這些火力單位在整體防衛作戰中究竟承擔何種任務。

如果主要任務是支援地面部隊作戰,其指揮關係、目標分配及火力協調方式,與執行戰役層級遠距精準打擊的要求並不相同。不同的作戰任務,也會直接影響部隊對情監偵、通資電及後勤支援能力的需求。

空軍警衛旅的成立同樣如此。傳統基地警衛勤務著重營區警戒、重要設施守護及人員進出管制,但現代戰爭中的空軍基地,可能同時面對飛彈攻擊、無人機威脅、敵軍滲透及關鍵設施受損等複合性風險。

因此,基地防衛不能僅停留在傳統衛哨勤務的擴大,而應從維持空軍持續作戰能力的角度,重新界定警衛部隊的任務。當機場跑道、油彈設施或指揮通信系統遭受攻擊時,基地警衛部隊如何與防空、工兵、消防及其他支援單位協同運作,將直接影響空軍能否維持戰力。

如果沒有先確立作戰需求,只是因為新裝備到位或兵員增加而調整編制,就容易形成部隊組織與實際作戰任務脫節的問題。

從「裝」檢視:武器現代化不等於戰力現代化

近年國軍持續引進新式武器系統,從精準火力、無人載具到防空裝備,都反映國防現代化的努力。然而,武器性能提升並不必然代表整體作戰能力同步增加。

現代武器系統的作戰效能,越來越依賴不同系統之間的整合。以遠距精準打擊為例,發射載具只是整體作戰鏈的一個環節。從目標偵獲、情報判讀、指揮決策、火力分配到射擊效果評估,每個環節都必須有效銜接,才能讓武器發揮預期效果。

如果缺乏可靠的目標資訊,或是指揮通信系統在電子干擾下無法維持運作,即使擁有性能優異的武器,也可能無法在需要的時間對目標形成有效打擊。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新式裝備的自動化程度提高,雖然可能減少單一武器操作所需的人數,卻不代表整體部隊的人力需求必然等比例降低。

以自動化火砲或火箭系統為例,操作人員可能較傳統火砲減少,但情監偵、通信、彈藥補給、裝備維修及戰損恢復等工作仍然存在。當武器系統越精密,相關技術人員的專業要求甚至可能更高。

因此,國防部在規劃新式武器的編裝需求時,不能僅以單一載具的操作人數作為人力精簡依據,而應將整套作戰系統所需的人力、後勤及維保能力納入評估。

武器採購的完成,不應被視為建軍成果的終點。真正的戰力,必須建立在裝備、資訊、指揮與後勤支援能夠共同運作的基礎上。

從「編」思考:擴編不能以削弱既有部隊為代價

這次兵力結構調整,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國軍現有人力結構能否支撐新增單位的需求。

國軍長期面臨志願役招募、留營及專業人力培養等問題。當新式裝備陸續成軍,相關部隊勢必需要具備專業能力的軍官、士官及技術人員。然而,這些人才並非只要調整編制表,就能立即補足。

尤其在新編單位成立初期,往往需要從既有部隊調派具有經驗的幹部,負責組織建立、裝備接收、專長訓練及部隊管理。如果沒有完善的人力補充與接替機制,可能出現新單位逐漸成形,原有部隊卻因骨幹人員流失而降低戰備能力的情況。

這也凸顯國軍兵力結構調整不能只看新增多少編制員額,更應檢視整體軍事人力的配置效率。

對於高度專業化的新式武器部隊,應優先建立穩定的專業人才培養與留用制度,而不是單純透過人員調撥填補缺額。對於可以運用科技、自動化設備或重新整合任務而降低人力需求的單位,也應同步檢討原有編制是否仍有維持的必要。

空軍警衛旅納入一年期義務役兵力,則涉及另一個層次的人力運用問題。義務役可以補充基地防衛所需的基礎人力,但專業指揮、複雜裝備操作及戰術協調,仍需要經驗穩定的志願役幹部作為核心。

因此,新編警衛旅應建立合理的常備幹部與義務役人力比例,讓役男能在完整的指揮、訓練及後勤支援體系中發揮作用,而不是單純以增加人數來填補基地防衛需求。

兵力結構調整的目的,應該是提高現有人力的作戰效益,而不是讓原本已經吃緊的軍事人力承受更多組織擴張的壓力。

從「訓」驗證:完成訓練課目,不代表具備實戰能力

部隊能否形成戰力,最終仍必須透過訓練與測考驗證。

國軍長期重視訓練計畫、課目執行及測考成績,但隨著現代戰爭環境改變,訓練制度也必須從單一專長與裝備操作,逐步轉向複合威脅下的整體作戰能力驗證。

以新式砲兵部隊為例,操作人員能否完成射擊程序,只是最基本的能力要求。真正的作戰訓練,還必須驗證部隊能否在通信受干擾、目標資訊不完整、補給受到限制或指揮節點受損的情況下,持續完成任務。

對空軍警衛旅而言,訓練同樣不能僅以役男是否熟悉個人武器、刺針飛彈或其他裝備操作作為標準。基地防衛涉及不同專業單位之間的協同,必須透過整體演訓,檢驗警衛部隊與基地其他單位的應變能力。

尤其一年期義務役制度存在人員定期退伍與補充的特性,部隊每年都必須面對戰力重新建立的問題。如果訓練制度無法有效銜接新舊梯次,即使某一階段的測考成績良好,也未必能確保部隊全年維持穩定的戰備能力。

因此,國軍應更加重視訓練成果與實際作戰任務之間的關聯,將部隊持續作戰能力、跨單位協同及人員輪替後的戰力維持,納入重要評估項目。

訓練不是為了證明計畫已經執行,而是要找出部隊在真實作戰環境中可能面臨的問題,並將這些問題回饋到作戰構想、裝備運用及組織編制的修正。

從裝備中心轉向能力中心:國軍建軍思維需要進一步轉型

這次兵力結構調整,還可以延伸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國軍是否應該從傳統以裝備與編制為主要規劃單位的建軍方式,進一步轉向以作戰能力為核心的戰力發展模式?

所謂以裝備為中心的建軍思維,並不是指軍隊完全不考慮作戰需求,而是當建軍計畫進入實際執行階段時,容易將武器採購、裝備數量及部隊編制視為主要的成果指標。

例如,採購多少套飛彈系統、增加多少個營級單位,或完成多少項武器裝備換裝,都具有明確的行政管理與預算執行指標,也容易成為衡量建軍進度的依據。

但問題在於,這些指標主要反映資源投入與組織建置,並不能完整呈現軍隊是否具備完成作戰任務的能力。

相較之下,能力本位規劃(Capabilities-Based Planning)強調從軍隊必須完成的任務,以及不同威脅情境下所需要的能力出發,評估現有戰力缺口,再決定應如何配置裝備、人員、組織與訓練資源。

這種規劃方式的重要性,在於不預先將特定武器視為唯一解決方案,而是先確認作戰能力的不足,再比較不同的改善途徑。

例如,當國軍希望提高反登陸作戰能力時,問題不應只是需要增加多少套火箭系統,而應先檢視整體防衛體系在目標偵獲、火力反應、彈藥持續補給及戰場生存能力方面,究竟存在哪些不足。

如果主要瓶頸是情監偵能力,即使增加發射載具,也未必能有效提升整體打擊能力;如果問題在於後勤補給與裝備維保,那麼單純增加武器數量,甚至可能加重後勤體系的負擔。

同樣地,強化空軍基地防衛,也不能只用增加警衛兵力來衡量成果。基地是否具有足夠的預警、反無人機、設施防護、損害管制及戰力恢復能力,才是決定空軍能否在遭受攻擊後繼續執行任務的關鍵。

從這個角度來看,兵力結構調整不應只是配合新式裝備進行組織擴編,而應成為國軍全面檢討作戰能力缺口的重要契機。

美軍能力本位規劃的啟示:建軍不能只有裝備清單

美國國防部在冷戰結束後,逐步發展能力本位規劃的相關方法,並透過聯合能力整合與發展制度(Joint Capabilities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System,JCIDS),強化聯合作戰需求與戰力發展之間的連結。

其核心概念,是先辨識聯合作戰所需能力及其缺口,再評估可以透過哪些方式補足,而不是一開始就將解決方案限定為採購新武器。

美軍在戰力發展過程中,也運用DOTMLPF-P架構,從準則、組織、訓練、裝備、領導與教育、人員、設施及政策等面向,檢視作戰能力的形成條件。

這項架構最值得國軍借鏡的地方,在於它提醒軍事決策者,戰力不足不一定都是裝備不足所造成。

有些問題可能來自作戰準則不符合實際威脅,有些可能是指揮組織缺乏效率,也有些是專業人才、訓練制度或後勤設施無法支撐既有裝備。

如果沒有先找出真正的能力缺口,就可能持續投入預算購置武器,卻無法有效解決原本存在的作戰問題。

當然,美軍的制度並非沒有缺點,複雜的需求審查與建案程序,也曾受到效率不足及反應速度過慢的批評。台灣不需要全盤移植美軍制度,而應吸收其以任務需求辨識能力缺口、並整合不同建軍要素的基本精神。

對台灣而言,國防資源有限,面對的安全威脅卻十分明確,更有必要確保每一項軍事投資,都能直接或間接改善具體的作戰能力。

建立能力導向的建軍評估制度,讓國防預算真正轉化為戰力

國軍如果希望進一步落實能力本位建軍,就應建立從作戰需求、能力缺口、資源配置到實戰驗證的完整制度。

首先,國防部應以聯合作戰需求為基礎,定期檢討現有部隊在不同作戰情境下的能力缺口,並將相關結果作為新式武器建案與兵力結構調整的重要依據。這項工作應由聯合作戰需求統合,而不是由各軍種分別以裝備需求主導。

其次,新式武器建案應同步評估所需的人力、編制、後勤、訓練及設施條件。裝備採購預算與後續維持成本,也應納入整體戰力形成的規劃,避免武器到位後,才發現缺乏足夠人員、維保能量或訓練環境。

再次,國軍應建立跨軍種的戰力形成驗證機制。新編單位不應僅以完成編成、接裝或初期訓練作為成軍標準,而應依其任務性質,逐步完成必要的作戰能力驗證,並持續檢討部隊在不同威脅條件下的戰備表現。

此外,國會對國防預算與建軍計畫的監督,也應逐步從採購進度與預算執行率,延伸至作戰能力形成的實際成果。國防部可以在不揭露機敏作戰資訊的前提下,定期提供重要建軍計畫的能力形成進度、人力補充情況及後勤配套建置成果,讓立法院與社會能夠合理評估國防投資的效益。

這並不是要求國軍公開作戰計畫或敏感戰力數據,而是建立更具實質意義的國防治理與績效監督制度。

國軍兵力結構調整的關鍵,不在擴編多少部隊,而在能否形成真正戰力-從「打、裝、編、訓」檢視國軍第二波兵力調整,重新思考以作戰能力為核心的建軍模式

國軍推動第二波兵力結構調整,方向上具有必要性。面對中國軍事威脅的持續變化,國軍不能維持過去的組織與作戰模式不變,也不能期待單靠增加國防預算或引進先進武器,就能自然形成有效的防衛能力。

但是,改革的成效不能只看新增多少部隊、採購多少裝備,或完成多少編制調整。

「打、裝、編、訓」的真正意義,在於讓作戰構想、武器裝備、兵力編制與教育訓練相互配合,並透過實際演訓持續修正,使有限的國防資源能夠轉化為真正的戰力。

未來國軍更應進一步將能力本位規劃納入建軍決策,從作戰任務出發,找出戰力缺口,再決定應如何配置人員、裝備與預算。

對台灣而言,國防改革的目標從來不應只是建立一支裝備更多、編制更大的軍隊,而是建立一支能夠因應實際威脅、維持持續作戰能力,並且在關鍵時刻有效保衛國家的軍隊。

衡量建軍成果的標準,不是編制表上增加多少部隊,而是國家真正增加多少可以運用的作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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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依翔 MA, I-HSIANG

空軍備役上校・韓國研究學者・公共事務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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